在很多人看來，癌癥意味著死亡。談癌色變，雖然醫療水平在不斷提高，但公眾對于癌癥的恐懼心理并未減少。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戴立忠提出，癌癥是可防可治的。作為一名分子生物學家，也是一名海歸企業家，他的這一判斷是基于中國的癌癥特點，“我國很大一部分癌癥是‘窮人癌癥’，就是感染性疾病相關的癌癥。”

目前，歐美發達國家通過一系列癌癥防控措施，將感染性疾病相關癌癥病例在新發癌癥中的占比降到了4%，而我國這一占比仍高達近30%。

據估算，我國每年花在癌癥治療上的費用超過千億元，沉重的癌癥負擔已成為我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重要因素，成為實現全民健康中國夢的最大瓶頸。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戴立忠

克服“逢癌必死”心理

“我國很大一部分癌癥患者，因為對癌癥可防可治缺乏科學認識，失去了求生意志。”戴立忠說，“逢癌必死”，成為很多人最直觀的判斷。

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癌癥是一種可預防的慢性病，其中1/3可以預防，1/3可以通過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達到治愈，1/3不可治愈，但通過適當治療可以控制，獲得較好的生活質量進而延長生存。

但目前，我國癌癥治療的無效率高達75%，2015年我國癌癥五年生存率僅為36.9%，而歐美發達國家癌癥五年生存率已達60%~70%。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喬友林研究發現，我國總體癌癥死亡中57.4%其實是可預防與避免的，明顯高于全球35%的平均水平。

其中，與感染性疾病和煙草有關的癌癥風險分別為29%和22%，這兩項風險如果得到控制，就能夠減少51%的風險。

在感染性疾病相關的癌癥中，我國最常見的感染致癌因子是乙型/丙型肝炎病毒、人乳頭瘤病毒、幽門螺旋桿菌、EB病毒，它們可分別導致我國目前高發的肝癌、宮頸癌、胃癌和鼻咽癌。

“感染性疾病相關的高發癌癥，只要提前對這些感染性疾病進行有效預防和控制，這類癌癥將能夠得到有效防控。”戴立忠表示。

早防早診早治

2017年美國癌癥年度報告顯示，過去20多年美國癌癥死亡率下降25％，重要原因就是癌癥早期篩查的普及。

戴立忠說，我國癌癥診治的一個重要誤區是重治療、輕預防。我國醫保費用報銷只針對已發生疾病的治療環節，體檢基本是自費的，所以大多數人不會主動體檢。“雖然有些人會參加單位組織的體檢，但一般是一些常規檢查，很多重大疾病沒有納入常規體檢項目。”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顯示，要達到同樣健康標準，所需預防投入與治療費比例為1：8.5，即預防上多投入1元，治療費就可少花8.5元。

戴立忠告訴《民生周刊》記者，癌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早期癌癥治愈率可達80%~90%，早防早診早治已是國際公認的對抗癌癥的最有效手段。

近年來，我國實施了“癌癥早診早治”等國家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在高發癌癥防控方面取得了較好效果。

但是，項目覆蓋面還較窄，篩查的癌癥僅包括肺癌、乳腺癌、大腸癌、上消化道癌和肝癌5種，目前覆蓋省份僅20個。

戴立忠建議將這一項目擴大到全國，所篩查的癌癥增加胃癌、宮頸癌、鼻咽癌等感染性疾病相關癌癥，并加大癌癥篩查人群數量，擴大癌癥早期篩查和早防早診早治覆蓋面。

加強精準診療

“目前，感染性疾病相關的癌癥能夠通過精準的分子診斷等新型技術得到提前預防，但我國這一領域發展起步相對較晚，新型健康惠民技術普及率并不太高。”戴立忠指出。

據他分析，歐美發達國家因為感染性疾病而導致的癌癥在新發癌癥中的比例僅4%，就是因為大規模采用了這些新技術、新方法進行篩查預防。

比如，作為女性最大殺手之一的宮頸癌，完全能夠通過采用先進的分子診斷技術（HPV）進行提前預防，而且能治愈，早期發現的治愈率接近100％。

他建議，我國加快推進分子診斷等新型技術在肝癌、宮頸癌、鼻咽癌等感染性疾病相關癌癥防診治中的應用和普及，并進一步加強精準醫學的支持力度，設立專項科研經費，開展疑難高發癌癥防診治專項重點攻關。

此外，支持癌癥早期篩查檢測、癌前病變診療等技術研究和早期診斷試劑、預防性疫苗等創新品種研發，降低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

戴立忠發現，我國癌癥防診治上還存在著腫瘤專科機構分布不均衡、先進的精準診療實驗室缺乏、人員水平發展不均等問題。

據統計，至2015年底，我國共有416個腫瘤登記處，覆蓋人口約4.3億。相比美國、丹麥、瑞士和芬蘭等國全民登記的情況，我國腫瘤登記處數量和覆蓋人群仍有較大差距。

他建議，進一步健全省、市、縣三級癌癥防治體系，建立涵蓋全國所有醫院的腫瘤發病登記系統，開展惡性腫瘤登記，掌握癌癥發病與死亡現狀，為癌癥防控策略提供依據。

另外，按照人口及區域布局，在各地市建立3~5個腫瘤防治中心，在各區（縣、市）至少建立1個精準診療實驗室，提高區域癌癥防診治服務能力和水平。

（ 《民生周刊》記者   羅燕）